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犯错的是个体，受伤的就不仅是个体了，更是政治，而且是血淋淋的、内心恐惧的、阻止不了的、正发生的。
2.只有女性才能帮助女性。
無法言喻的疼痛，她一直需要的只是幫助。幾場戲做得很好的，臨行前和母親的擁抱，在酒吧裡放蕩一會的權利。
每次看这样的电影都气得火冒三丈想骂脏话。身为女人，连自己的子宫都不能做主。就算同样是不成熟，为什么承担后果的都只是女人，男人就毫发无损？问题是现今社会还有这种事，人类到底进步在哪儿了？不值得。
这部金狮最佳电影不是水货。
增长的时间、愈发复杂的情绪以及溢出屏幕的痛感，向观众展示着一切正发生。打着人权幌子的最缺乏人权的法律，面对电影时的部分人的冷漠（未指打低分），提醒着我们所有人一切正发生。
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犯错的是个体，受伤的就不仅是个体了，更是政治，而且是血淋淋的、内心恐惧的、阻止不了的、正发生的。
这中间的一切成为一段秘闻
关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身处二十一世纪本应像谈论过时话题，一切都该有定论：要不要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都该由女性自己说了算。事实上，观念并没有跟随时间的推移天然进步，相反，世界各地皆呈倒退之势。比如，美国恐被推翻的“罗诉韦德案”，意味着西方法治文明并未因发达经济而相应提升“女性堕胎权”的发达观念，更遑论部份国家运用体制内的政策性武器再次剥夺女性的经济独立并将其投入生育的牢笼、让女性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后一种状况，是剥夺堕胎权的前奏。“这是一种只有女人会得的病，是一种让女人变成家庭主妇的病。”当女性自己亦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拒绝“女孩帮助女孩”，女性内部的分裂将助长为男性服务的宣传机构再度放大那一套男权的话术：女性将重新戴上面纱、关入闺房、禁止裸露与享受性爱。“正发生”正在发生，不可轻视。
老实说在大屏幕上看如此真实记录的电影，一点小音效就会引发生理不适，尽管拍得比钛克制地多。
因為歐洲的藝術電影描繪的東西總是和現實太像了，所以那種在課堂上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的緊張，舞會想要穿的漂亮吸引眼球卻又怕流言的糾結，所謂“好學生”就不應該有性慾望的束縛，所有青春共情的痛點全部在熒幕上展現出來。
22006难以承受。除了其中几幕，这其实是一部很美的电影。可是就因为那个要么侵犯要么被侵犯的，她的子宫，让所有世间生活的美与她无关。
无删减 已有，看完觉得我等了这么久都值了。金狮奖名副其实。
少女千方百计打掉腹中的生灵
还是《阳光普照》的路子，后面再拍一部，可以搞个家庭三部曲了，虽然这次的配乐换人了，但还是一股林生祥的味道。导演的朋友圈几乎都用上了吧，熟人们都来了，疫情期间拍的电影，疫情只是导演灵感的开始，其实是借疫情和隔离去讲人的状态，家人之间的关系，这对母女的关系其实早就隔离了很多年，只是借着疫情和心理疾病的壳子对面对问题。瀑布是老妈内心积压的情绪，最后释放成了洪水，把女儿直接卷走。用文艺的对白解释瀑布，像《阳光普照》的结尾那样，配上优美的配乐，太爱钟孟宏的这种感觉了。
头皮发麻。“正发生”恰好也是对当下的警示。本就属于女人的、被剥夺又奋力夺回的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如今又面临着再次被剥夺的风险。所以对女人的子宫虎视眈眈的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睁开眼睛看看那些痛楚，然后再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有的话）自己凭什么可以禁止女人堕胎。
结合现实，名字更讽刺了。但不明白女主为什么做不到剪断脐带。如果女人不能掌握子宫的使用权，那只能说，希望消灭性、消灭性别、人造子宫。
無法言喻的疼痛，她一直需要的只是幫助。幾場戲做得很好的，臨行前和母親的擁抱，在酒吧裡放蕩一會的權利。
看这部影片，一边对女孩的遭遇揪心，一边唾弃那些冷漠的旁观者。
帮助，这就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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